具体实施的算是管理，组织(如分工、统筹、监督)其他主体实施的则是领导。

由此出发，过错推定也只能被作为例外，而不能成为原则。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

将违法性认识定位为有责性要件也符合责任论从心理责任到规范责任的转变。(40)陈兴良《违法性认识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其实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规定都已散见于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前者例如第33条第1款第1句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与此直接相关的就是第33条第1款第2句，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第15条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60)[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详、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1页。在过错推定原则下，当事人需自己证明没有主观过错始能免责。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通知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19—22页。

地方立法机关相关负责人也常常要求，贯彻落实立法时要深刻理解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时，法院均会采用考虑立法目的这种取向，而这方法亦已被广泛接纳。[15]框架原旨主义将宪法视为一种初始的国家治理框架，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由立法和司法等机关在回应民意和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予以不断完善。套用域外相关术语，这可理解为温和原旨主义。

[77]法工委曾在答复中认为乡镇人大设立常委会违反宪法规定。范进学：论杰布尔的自由原初意图主义，《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9期，第60—66页。

在未来已来的时代，原旨解释可以提醒我们过去未去。正如上文所述，当代的原旨主义理论已经为后世解释者参与宪法建构提供了充足空间。第一种是较为明确的规则（如总统必须是35岁以上），第二种是较为模糊的标准（如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第三种是更为抽象的原则（如不得剥夺言论自由）。[104]对现行宪法中沿用五四宪法的条文的解释，可以而且应该诉诸对五四宪法相关条文的原旨。

[52]吴嘉玲等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香港终审法院FACV000014Y/1998。就确定宪法精神的含义而言，原旨主义应为首要方法。此前，针对该案涉及的居港权问题，香港终审法院采取活宪法主义来解释《香港基本法》，认为该法是一份具有灵活性的文件，旨在配合时代转变和适应环境的需要。毕竟，即便解释者和研究者同时秉持原旨解释的基本方法，也不意味着对于某个条文或者语词的解释具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1993年5月16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第7条。就确定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的含义而言，文本解释毫无疑问是首要方法，原旨主义应为必要补充，特别是在对于较为抽象的宪法原则的解释其作用应更强。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1页。在这个意义上，原旨解释不仅提供了一种方法，也提出了一种伦理。

毕竟，宪法序言本身即是对于中国宪法的历史叙事和正当性论证，同时也阐明了中国宪法的制定意图、根本原则和国家任务。[87]参见周光权：刑事司法领域的宪法判断与刑法制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23页。我国采用了立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模式，但严格区分宪法解释权和宪法修改权。在1990年一起涉及佛教的案件中，时任首席大法官哈米德（Abdul Hamid）提出：虽然法院的解释职能仅基于立法的印制文字，但在当前案件中需要确定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在宪法起草时心中的目的。一些国家的合宪性审查机构采取较强版本的原旨主义。立法目的一般是绝大部分法律开头部分设置的目的条款。

关键词:  原旨主义 立法原意 合宪性审查 宪法解释 引言在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宪法解释居于关键地位。换言之，在文本含义不甚明确或者模糊歧义的情况下，原旨主义应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

即便随着时代发展，词语意义已经发生改变或被赋予了新含义，解释该词语时仍要遵照宪法通过或修改时的公共理解，不能按照当代的意思进行解释，也不能按照制宪者或修宪者的主观意图来理解。对于发现和解释宪法精神的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进行了权威阐释：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是宪法文本所直接规定或者是可以直接从宪法文本中解读出来的，而宪法精神不一定是宪法条文直接明确规定的内容，有时需要从宪法文本乃至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主要任务等文本以外的因素中推导、论证、引申出来。

[68]1998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指出：修改宪法事关重大，这次修改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27]原旨主义也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在宪法解释效力层面展现出不同的版本。

[62]可以说，目前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已经在孕育一种宪法原旨解释的路径，至少为其留出了空间和可能性。[63]作为宪法实施的一种重要途径，宪法解释必须忠实于宪法。[96]再如，邹奕曾经对于中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其受到四项基本原则的限制，[97]不能简单比照域外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教义进行简单化地解读。[59]《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期，第274页。

毕竟，在我国立法机关和释法机关合一的制度背景下，立法者对立法的解读说明是探寻原意的重要渊源。无论在其发源地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原旨主义无不与所在国的特殊政治背景、宪法传统和司法体制相关，如美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差别和美国宪法难于修改的现实。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4年第1期。[80]《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暂行条例》（1988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在2010年涉及死刑合宪性的案件中，新加坡上诉法院（该国最高司法机构）宣布，原旨主义与文本主义在宪法解释中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11]在一些情况下，原初意涵也会加入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以消除语义含混性和歧义性。

[29]法院追溯了马来西亚独立史和制宪史，认为在制宪者意图中，伊斯兰教只扮演礼仪性的角色，立法不必遵循宗教在宪法文本中，除了正文文本所表述的具体规定之外，宪法序言乃是探寻宪法原意的权威渊源。[40]Yong Vui Kong v. Public Prosecutor, [2010]3Sing. L. Rep.489.[41]Anayasa Mahkemesi [Constitutional Court], Esas No.1989/1, Karar No.1989/12(Turkey).[42]参见东方朔：‘先王之道与‘法后王——荀子思想中的历史意识，《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45—54页。[91]参见李海平、石晶：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批判——以援引言论自由条款的案件为例，《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第140页。

正如美国学者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所言：仅仅将美国宪法作为基本法（治理框架）或作为高级法（理想标准和价值观的来源）是不够的。一方面，原旨主义有助于促进宪法含义的客观性，尽量避免宪法解释的主观化。

[27]原旨主义也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在宪法解释效力层面展现出不同的版本。举例而言，对于中国宪法中的社会权条款，就不能简单对应和比照西方国家的类似规定，并按照西方法院和学界的通行理解，将其解读为一种相对于消极权利的积极权利，或者相对于政治权利的社会经济权利。

换言之，在文本含义不甚明确或者模糊歧义的情况下，原旨主义应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其二，固定含义在宪法解释中的效力。